娟娟隨身碟

「如果不是那頭生氣的母豬，我現在就是拿針筒的獸醫。」荒野保護協會創辦人、生態攝影家徐仁修笑談當年一頭抓狂母豬，如何改變他的一生。


家住新竹芎林鄉下的徐仁修，隨父親工作搬到台中霧峰，少時他一心想考台中一中，沒想到考試當天忘了帶准考證，英文零分，一中無望。


沮喪幾天，父親鼓勵他思考：「不一定要念大學，當獸醫也不錯。」建議他考台中高農，將來出國深造，但農場實習時，一隻發怒母豬又打翻人生大計。



抓狂母豬 害他獸醫當不成


徐仁修有位會說故事的媽媽，從小教他認識有情的荒野。



母豬剛生完小豬，脾氣大得很，伸手為牠量體溫，差點就被咬。老師徵求手腳最快的學生：「誰能打完針立刻跳出豬圈的？」學校籃球隊長的徐仁修，帶著抗生素針筒上前，只花一秒鐘就突襲成功，但打完針的母豬暴跳如雷，狂追徐仁修。「我發覺我太年輕，似乎不能這麼早當獸醫。」


徐仁修報考屏東農專鑽研遺傳與育種，冥冥中為他走上「生態攝影」的路做了安排。退伍後他到農林廳當種苗研究員，徐仁修接下調查野生蘭花的任務，兩年間幾乎走遍台灣山野，讓他見識到人為濫墾、農藥與肥料的濫用，正嚴重扼殺生態。


童年呼喚 一頭栽進生態裡


徐仁修回到故鄉新竹芎林，再也找不到兒時熟悉的青蛙、泥鰍，「都被農藥毒死了，算一算，至少有四十五種物種消失了…。」


生態的急速惡化，催促他在一九七四年發表第一篇生態文章《失去的地平線》，從此踏上寫作之路。為專心寫作，徐仁修辭掉公職，想到印尼發展，卻因當地動亂而喊卡。


「朋友罵我神經，只有爸爸說：年輕人是該到處多看看！」徐仁修去不了印尼，也丟了工作，但他從不後悔；白天他到工地挑磚頭，晚上寫文章，完成《家在九芎林》、《月落蠻荒》等著作。他說，決定自己要走的路，即使挑磚也不覺得苦，「若你不回到出發點，是沒有機會改變方向的。」



沒錢沒兵 鏡頭文字拚環保


之後，徐仁修相繼應聘到菲律賓、印尼當短期的農場顧問，開始進出雨林探險，因緣際會成了自由攝影作家，專心用照片和文字為保育荒野吶喊。沒有固定收入，徐仁修靠有限的稿費過日子，「很辛苦，但它訓練你如何規畫和實踐自己的目標，清楚自己的步伐。」


即使生活拮据，徐仁修仍結合同好，於一九九五年六月成立荒野保護協會，成為台灣組織規模最龐大的環保團體創始人。荒野協會的宗旨是讓保育觀念向下扎根，因此生態演講和營隊，鎖定九到十二歲青少年，要求父母陪同，曾是台灣唯一，也是世界獨創。


「他拍照會說故事，轉述很多師法自然的道理。」荒野協會義工廖惠慶說，徐仁修的照片和文字宛如催化劑，喚醒她對自然的尊敬。


徐仁修說，台灣環境百病叢生，都是廟堂上這些官員小時候的生態教育沒教好所致，「孩子喜歡大自然，長大做官、做事就不會做破壞大自然的決策。」


回溯人生的上游，徐仁修說，專注生態寫作攝影、創立荒野，其實都在實現童年的夢想。「荒野兩個字不是突然冒出來的，我小時候就有了。」小學四年級，媽媽教徐仁修唱一首日文歌，後來他用歌曲的旋律，自己譜寫了新的歌詞，歌名叫「紅蜻蜓」。那些在荒野裡搖擺曼妙舞姿的紅蜻蜓，正是他童年美好的記憶。


荒野有情 拍下40萬個感動





別人眼中的荒野是不毛之地，徐仁修說：「那是寶地。」徐仁修認為，大人常站在自己立場看事情的偏見，「對我有利的叫益蟲，吃我農作物的是害蟲，跟我完全無關的叫昆蟲。」他說，若人用自然的角度看待荒野，荒野並不荒而是有情，「因為所有生命都來自荒野。」


以攝影為荒野發聲，徐仁修說：「沒人教我拍照，我的攝影老師就是『國家地理雜誌』。」他常逛舊書攤，買了數百本駐台美軍丟棄的過期雜誌，由其中的生態攝影作品汲取養分。


在花園新城的住家，徐仁修有專門放幻燈片的房間，四十多萬張幻燈片是他對荒野情感的顯影。「除非能感動我，否則我不隨便按快門。」徐仁修自認不是生態攝影家，而是大自然的「轉述者」，他堅持每張照片都能說故事，而了解生態、耐心觀察是拍照前的基本功夫。


與猴對話 舞動的生命最美


比如在玉山拍台灣彌猴，徐仁修多次空手在棲地和獼猴博感情，「我感覺猴子看我的眼神很輕蔑，或許在想：你這種動物動作慢吞吞，樹也爬不上，早該絕種了。」徐仁修自認不是生態攝影家，而是大自然的轉述者，透過影像傳達最基本的自然法則，進而與自然對話。要表現這樣的故事力，按快門是簡單又複雜的抉擇。「我只拍生物動的時候。」徐仁修舉例，飛舞花朵的蝴蝶最美，最具生命力，卻最難拍，「看安靜停在花蕊上的蝴蝶，不過是既無知識內涵、也沒視覺吸引力的風景照罷了。」


拍了廿幾年、淘汰十幾台相機的徐仁修，年近花甲的身手不如當年矯健，雙眼也得靠眼鏡調整老花的焦距，但他還是背起相機，穿梭蠻荒雨林，用他的鏡頭繼續為大自然行俠仗義。